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土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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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普通职工的工资目前仍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原则，工资改革就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工资确定的原则也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消息引发了关于工资问题的热议，限制高管们的高收入之声不绝于耳，笔者认为工资改革是国之大事，须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有报道称:股市创业板诞生三年，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富豪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如果说所谓“垄断”企业高管或员工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收入高者依法而高，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

　　调查显示，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比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还是不好的企业，其内部普通员工比高管们收入低；备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相比，收入也是低的……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参照我国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我国各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工资，理论上就是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费，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改变这个工资理论，也没有形成新的科学工资理论，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准确的统一用词。“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拿央企高管的“薪酬”(薪的部分即工资，酬的部分即“奖励”)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便制造出了“收入差距过大”。高管们“酬”的部分是否扣除“风险”，却没有人理会了。如果把高管们的“酬”核定在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中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

　　从我国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在工资内涵上了。如果选择“自由”市场经济的话，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极大低于其劳动价值，与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职工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而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大幅度削减。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而不应当把工资改革的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高管的所谓高收入上。如此，只需要完善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当初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原则，工资改革就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工资确定的原则也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

　　工资改革是国泰民安之大事，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工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藏富于民，或是国民均分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在新的工资政策出台之前修改既往涉及工资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等等；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的问题根源，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等等；第五，要充分预估改革政策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

　　工资改革是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人民政协报2012.11.5)
　　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是集团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影响着集团诉讼中的一系列其他规则，但这也正是困扰很多国家立法者的难题。美国的集团诉讼既判力规则是依赖于英美法系的一系列诉讼制度而逐渐形成，而巴西的集团诉讼既判力规则是对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进行了“负责任的移植”，被西方学者称为大陆法系集团诉讼的立法典范，为大陆法系国家建立集团诉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我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法律传统上，巴西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它的集团诉讼的立法运动源于巴西学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大力推动。巴西学者起草了一份草案，主要目的是使民间社会组织能够代表环境、消费者以及具有美学、艺术、历史、风景以及科学价值等方面的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该草案于 1984 年初提交给了巴西的立法机关。在学者们的努力下，规定集团诉讼的法律——《公共民事诉讼法》于 1985 年出台。此后，又相继出台或修改了一系列程序法、实体法以及宪法条文，构成了巴西公共民事诉讼法律体系。

　　在一系列的公共民事诉讼立法中，《巴西消费者权利防御法》第 103 条专门规定了集团诉讼的既判力原则。该条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所有集团诉讼成员具有拘束力，但是判决并不影响集团成员的个体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如果集团诉讼判决对于集团成员有利，所有缺席的集团成员均可从该判决受益。然而，如果判决对集团成员不利，判决具有禁止再次提起集团诉讼的效力，任何人不得再代表该集团的权利提起集团诉讼，但是集团成员个人却不必受该判决约束，他们仍然可以到法院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利提起个人诉讼。

　　美国的集团诉讼既判力规则经过上百年的变革和多次的修改，最终在1966年修改了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修改后的第23条规定的简单清晰，即任何集团诉讼的判决对于集团成员都具有约束力( 除了“选择退出”的之外) ，无论判决对于集团是否有利。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仍然存在争议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未出庭的集团成员是否应当具有约束力。对于这个问题，巴西的集团诉讼既判力规则有了两个很好的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集团诉讼判决效力的片面扩张。如上所述，集团判决对于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拘束力，不论判决胜诉还是败诉。然而，有关相同纠纷的个体权利却并没有被禁止，成员个人仍有机会通过个人诉讼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根据巴西集团诉讼法律，只有胜诉的集团诉讼判决或命令可以及于没有参加诉讼的利益主体，败诉的判决对于他们的个人权利没有约束力。而美国采取的是集团判决既判力扩张至缺席的集团成员，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所有集团成员都具有既判力，无论是否参与诉讼，这是立法为了司法系统避免多数人诉讼的过分迟延和高昂费用而采取的措施，是个体权利对于司法效率的妥协，有些法院甚至判决如果集团诉讼代表对判决满意，缺席的集团诉讼成员就无权提起上诉。

　　第二个创新是将证据和既判力联系起来。如果集团诉讼由于证据不足被法院认定为诉求没有根据，那么该判决不产生既判力。做出这一规定的立法理由是，集团诉讼代表不能或者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本身就说明该代表没有能够为了集团的利益在法庭上做充分主张。与美国的规定相比，一方面由于其更客观，因而在巴西集团诉讼中代表充分性要比美国规定的司法审查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巴西的司法审查没有美国的全面，因为审查仅限于证据是否充分，如果集团诉讼中关于法律论点的辩论很差或者法庭中对权利的辩护准备不充分，不利判决将不会产生既判力。这是个伟大的创新，因为如果前诉被认定为证据不足，任何可以代表集团的成员都可以在收集到新证据时，为了保护相同的“跨个人”权利而重新提起同样的集团诉讼。

　　（作者单位：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