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安全事故指标考核界定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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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安全事故指标考核界定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安全事故指标考核界定办法的通知
乌政办[2005]136
乌鲁木齐县、各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属各委、局、办：
《乌鲁木齐市安全事故指标考核界定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九月七日
乌鲁木齐市安全事故指标考核界定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明确界定区（县）、部门在安全事故指标控制方面的行政责任，根据《乌鲁木齐市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数据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公安局消防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准。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其事故指标原则上计入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军队、武警车辆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除外。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辖区道路交通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相应交警大队的对口区人民政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火灾事故（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事故除外），其事故指标原则上计入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公安消防部门认定为纵火造成的火灾事故除外）。
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事故按照分级、属地管理的原则和下列优先顺序予以界定：
（一）中央、自治区和兵团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事故，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予以界定。
（二）市属有关部门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该部门。
（三）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分级、属地管理的原则和下列优先顺序予以界定：
（一）中央、自治区和兵团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予以界定。
（二）市属有关部门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该部门。
（三）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和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分别按照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界定。
第六条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其事故指标同时计入煤矿行业主管部门和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
第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下列规定予以界定：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市建委。中央、自治区、兵团所属建设施工企业和注册地在本市以外的建设施工企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予以界定。
（二）拆除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自治区建设厅规定予以界定。
（三）其他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其事故指标计入事故发生地区（县）人民政府。
第八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其他安全事故，由市安委会办公室按照本办法确定的原则予以界定。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0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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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影响公诉活动的八类公安侦查缺陷
郭富选、景宝峰、李旺城
公安侦查缺陷是指在公诉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主、客观上的原因，在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上存在的失误或遗漏。由于当前公安侦查活动存在的缺陷，造成不少案件因事实、证据问题反复退补，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更严重的是导致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破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我们拟从提出影响公诉活动的八类公安侦查缺陷入手，分析其缺陷的成因及纠正对策。
一、公安侦查存在之缺陷
缺陷一：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讯问不同犯罪嫌疑人。
笔者在一案的办理中发现，在公安讯问笔录上竟显示出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讯问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其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1]。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记录人疏忽大意填错了时间，二是确因人员有限而导致一人在同一时间交替讯问二名犯罪嫌疑人。当这样的证据同时出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名侦查人员办案，造成的后果轻则是法庭上的被动，重则是证据的不被采用，倘若该证据是有罪证据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缺陷二：侦查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该伤害案发生在某派出所内，民警王某正值案发现场，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具备了担当证人的资格，他本不该再行使对此案的侦查职能，但他后来作为委托人委托某鉴定机关对该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作了伤情鉴定，并向其他办案人员提供了证言。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3项的规定[2]，应该回避而未回避。因为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办案人员事前既已了解案情，就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成为案件的证人。在同一案件中，既作证人又作侦查人员，就容易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不利于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分析判断证据，进而影响正确认定案件实事、公正处理案件。
缺陷三：证人担任保证人。
笔者在办理王某交通肇事一案中，经审查发现王某交通肇事后电话通知其外甥高某，并由高某驾车将王某带至交通部门。后来，王某被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同时准许了由高某担任王某的保证人，其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保证人必须与本案无牵连之规定。我们经审查认为，王某的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自首，那么高某就应该以证人的身份向司法机关作证。为此，具有证人身份的高某再担任王某的保证人是欠妥的。
缺陷四：侦查实验程序不合法。
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为了查明事故双方的责任，进行了侦查实验，但卷里无公安局长批准材料，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3]。虽然侦查实验的结果可能是真实的，但由于没有履行批准程序，承办人将案件退回了公安机关。因为侦查实验是一种再现曾经发生过的侦查手段，为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达到最大限度地相同，必须保证侦查实验过程中的程序合法，其中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严格履行批准手续。
缺陷五：扣押赃物、赃款不出具正式的扣押清单。
某些公安侦查人员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款物后，不仅未出具正式的扣押物品清单，并且卷宗中也无任何反映，甚至于连一张白条也没有，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4]。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就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扣押物品等工作的监督，防止某些侦查人员出现违法乱纪现象。所以扣押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后，扣押机关必须出具详细、确实、正式的物品清单。
缺陷六：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
从笔者办案的实践看，凡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案件，均经过了第一次延长，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经过了第二次延长。由于现行有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刑事诉讼法》第69条[5]中规定的“特殊情况”予以规定，为此笔者不能确定公安机关的第一次延长是否合法，但对于约百分之九十的第二次延长，笔者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欠妥的。例如，有些案件为一人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且为初犯。对此情况，拘留的羁押期限应该说并不需要延长至30日，但公安机关仍进行了第二次延长，很明显这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缺陷七：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共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更是明确指出：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和保证金保证。本来由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说，人保与钱保是不应该同时出现的，但笔者在办案中还是发现了该现象的存在。
缺陷八：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材料不能及时送审。
笔者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中，犯罪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但就是仅仅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材料而不能公诉，导致案件二次退补。甚至有些问题还被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出，造成公诉方被动。例如在一起妨害公务案件中，由于侦查机关取证不全面，只调取了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未调取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在当庭提出此项要求，并要求新的证人出庭，导致庭审的延期审理，给公诉人造成很大被动。
二、导致侦查缺陷的原因
造成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部分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法律知识储备不足。
上述人保和钱保的共用以及侦查实验不经批准、应回避而不回避、由证人担任保证人的现象，笔者认为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侦查人员虽然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储备明显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侦查人员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多数侦查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些侦查人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
（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固定收集证据的能力欠缺。
作为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者，有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明显滞后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收集、固定证据的效率和质量难以满足控罪和庭审的需要。新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对证据的要求很高，侦查机关应转变过去有罪推定的旧观念，改变过去以供求证、先供后证的重视口供的取证模式，突出对其它人证物证等直接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力争使每一起案件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述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的现象就表明了一些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后不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不应该成为公安第二次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这就要求侦查人员打破以前的办案模式和办案理念，不要过度追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反的，要在其他证据的调查和取得上多下功夫，用事实和其他证据来突破其心里防线，让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
（三）现行的公安侦查机关侦查体制不尽合理。
现行公安机关侦审部门合并的侦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诉讼。由于侦查部门的考核标准多局限于破案数量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多少，这就使侦查人员常常满足于这两个标准，而对案件质量则考虑较少，办案重心明显倾向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因为其考核机制重点在于捕与不捕，而不在诉与不诉，更不管是否能提交审判，其是否是有罪和罪轻罪重的问题。不少侦查人员存在着只要检察机关批捕了就万事大吉，这样势必使预审业务中继续取证、补证、深挖余罪等诸多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削弱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准度。
（四）现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定位存在缺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但实质上却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检察机关承担着诉讼风险和后果，但却无权指挥侦查活动、影响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侦查人员拥有侦查权，收集、固定证据却不直接承受因证据不足而造成的败诉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一些侦查人员对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触、满不在乎。
（五）个别侦查人员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责任心不强。
个别侦查人员认为只要案件得以侦破，有证据能证实犯罪即可，而不是注重证据确实、充分，把案件办成铁案。代表国家力量的机关和个体力量的对比差异以及长期的办案经历，使一些侦查人员淡化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意识。他们漠视甚至于毫不关心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为了能“拿下”案件，他们为尽其所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采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方法。这样对于采用从表面看来只是有“滥用”嫌疑的“延长拘留期限”手段更不足为奇了。
（六）公安机关警力不足。
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公安工作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和变革，基层民警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企业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等不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外经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跨国经济纠纷增多，境内外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外口管理难度加大，犯罪行为的有组织化、国际化、隐蔽化、高科技化，使公安安全防范管理工作量大增等等。对公安工作而言，所有的具体工作都落在了基层民警身上。而当前我们国家警察的数量与迅速增加的刑事案件是不成比例的，为此警力不足、特别是刑事警察的力量不足，也是导致上述某些问题出现的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客观原因。
三、纠正公安侦查缺陷的对策
减少公安侦查缺陷，从而提高案件质量，在现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需要公安侦查机关增强证据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也需要检察机关转变工作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交流与沟通。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增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通过开展专门的如何收集、固定证据的法律业务培训和定期观看庭审案例等方式，提高侦查人员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意识，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侦查人员按照庭审的要求收集、固定证据的能力。
（二）开展侦诉换位活动。
如侦诉控辩对抗赛、邀请侦查人员旁听庭审、业务研讨等，进行角色转换，实行换位思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引导侦查人员从公诉的角度，从符合庭审需要的角度审视侦查活动，对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减少侦查活动的盲目性、违法性，提高在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时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三）是建立依法适时介入、公诉引导侦查机制。
建立重、特大案件定期通报，对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使整个侦查活动紧紧围绕公诉工作展开，就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提高侦查质量和效率。
（四）建立定期案件审理情况通报制度。
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定期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座谈，总结成功之处和教训，以便侦查工作的改进。
注释：
[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2]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试论收购赃物罪的若干问题
孙 继 军
摘要：收购赃物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的行为。“明知”包括“确知”与“可能知道”两种认识状态，其罪名的成立依附于“本犯”行为的罪名是否成立。
关键词：收购 赃物 认定 现状 建议
一九七九年刑法未将收购赃物罪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销售赃物罪一起纳入销赃罪范畴，然而收购赃物与销售赃物毕竟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感觉二种行为同一罪名的不切合性，且销赃罪是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将“收购”作为“代为销售”来处理，未免牵强附会。因此一九九七年刑法将收购赃物罪与销售赃物罪并列规定，表明现行刑事立法不再将收购赃物视为销售赃物的一种形式，而是独立于销赃罪之外的单独的赃物犯罪行为，是一九九七年刑法销售赃物罪的重大补充和修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就收购赃物罪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收购赃物罪的法律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首先，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赃物。赃物是证实犯罪、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收购赃物犯罪对之进行收购，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及时侦破构成阻碍，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挠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次，收购赃物犯罪针对赃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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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赃物无法及时返还被害人，从而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因此收购赃物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次要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犯罪对象，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何理解“犯罪所得的赃物”中的“犯罪”，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犯罪”应限于法律规定的具备犯罪构成的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犯”之“犯罪”，只要具有违法性即可，不一定需要责任。因此，欠缺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得之物，也应视为赃物，因犯罪但具备处罚阻却事由而未实际受到处罚之行为所得之物，亦是赃物。①笔者认为，从该条条文本身的规定和刑法上的“犯罪”概念考虑，对这里的“犯罪”应作严格解释，即先前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后续的收购赃物行为方能构成犯罪。这里的“赃物”必须是收购赃物行为人以外的他人犯罪所取得的财物，收购赃物行为人本人犯罪所得的财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3、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将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予以收购。所谓收购赃物是指有偿地获得赃物，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情形。
4、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收购赃物罪的主体。但是，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由于收购赃物罪是由其他犯罪所派生，而衍生该犯罪之本犯的行为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的行为，为其先行的犯罪行为所吸收，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因此，本犯之行为人就不能因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而构成收购赃物罪。即收购赃物罪的主体只能是除本犯行为人之外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5、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其故意的表现为“明知”，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行为人“明知”与否是认定收购赃物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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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的认定
（一）如何认定罪与非罪的问题。
1、“明知”的确定。由于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是认定其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的关键。因此，如何确定行为人的“明知”是司法实践操作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如何判断收购赃物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清楚地知道是赃物，即只能是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对赃物的不确定认识不能视为“明知”。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只需认识到具有赃物的可能性，即“明知”包括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对赃物的可能性认识。②笔者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中的“明知”也包括直接故意的“确知”和间接故意的“可能知道”两种情况。因为，首先，从立法角度看，一九九七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并未将间接故意排除在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犯罪主观罪过形式之外，如果对“明知”限制性地解释为“确知”，则与立法原意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这一司法解释就明确了“明知”的确切涵义。其次，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出于种种私心，放任、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买赃自用的情况突出。行为人购买赃物时，虽然并不确知是赃物，但根据当时的种种反常情况，如交易时间、地点、价格低廉、财物本身缺少合法证明文件，对方言语等都能让行为人作出判断，但由于贪图便宜，听之任之，仍将怀疑是赃物的物品买走。这种情形一般都应作为犯罪来处理。事实上，如果将“明知”限定为“确知”于举证不利，大多数罪犯不仅不可能供述自己确知，相反还会制造种种不知的证据与借口。行为人对赃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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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要认识到由犯罪所获得的财物即可，而无须知道赃物是通过何种犯罪，“本犯”及被害人是谁，在何时何地犯罪，赃物的种类与数量等细节。
2、关于收购赃物的情节。首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规定，没有犯罪情节或犯罪数额的限制，但收购赃物罪是一种派生性的犯罪，具有对“本犯”的依附性，确定该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本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标准，因此，收购赃物行为人即使收购多个不构成犯罪的“本犯”之赃物，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收购赃物的罪名亦不能成立。例如，某甲收购了某乙盗窃来的一部价值500元的自行车，某丙盗窃来的一台价值800元的电视机，某丁敲诈来的一块价值200元的手表，虽然某甲进行了这一连串的收购行为，但由于作为“本犯”的某乙、某丙、某丁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因此，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另有一种情形，就是“本犯”构成犯罪，但收购赃物行为人只是部分收购“本犯”赃物的，应视行为人收购的赃物数额是否达到了“本犯”所犯之罪的定罪标准。例如，某甲盗窃了一辆价值500元的自行车和价值2000元的手机，某乙将该盗窃来的自行车予以收购，某甲的行为显然已构成盗窃罪，但某乙的行为并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尽管某乙收购的是盗窃而来的赃物，但是否构成收购赃物罪的标准应随“本犯”的行为即按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定罪。其次，对于买赃自用的行为应视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以销赃罪论处。买赃自用是为了让自己使用而购买赃物，比为了出卖赚取利润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收购赃物行为主观恶性更轻。因此，买赃自用须“情节严重”时才构成收购赃物罪，至于偶买或少量买赃自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但书情形，不能以收购赃物罪论处，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上罚款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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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1、收购赃物罪与窝藏罪、包庇罪的区别。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隐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收购赃物罪同属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具有诸多相同点：二者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利；二者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本犯”排除在外，单位亦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二者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都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在里头。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窝藏、包庇罪是对犯罪行为人的窝藏，即其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收购赃物罪是对犯罪所得的赃物收购，其犯罪对象是“赃物”而不是“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收购赃物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或者收购的物品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或者由于收购赃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收购赃物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为“本犯”的行为予以遮掩的情形，区分罪责具有一定难度。这些情形包括：
（1）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如甲先盗窃汽车，后又用盗窃的汽车作为抢劫的交通运输工具，某乙将这辆汽车低价收购。这辆汽车在本案中就同时兼有赃物和犯罪工具的双重属性，乙收购该汽车的行为就同时触犯了包庇罪的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某乙虽然出于包庇某甲和收购汽车的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一个收购行为，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应当成立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即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包庇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收购赃物罪，因此，对于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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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包庇罪论处。
（2）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的。如某甲骑自行车至某地盗窃了一台彩电，后某乙将该自行车及彩电一并收购。这里的某乙即收购了作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又收购了作为赃物的彩电，也是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某乙应按包庇罪论处。
（3）行为人实施收购赃物犯罪且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分两种情况；一是以保护自己，保护赃物的目的，虽然在客观上也保护了“本犯”，但属于继续犯的从重情节而不能构成数罪；二是以对“本犯”和自身进行双重保护为目的，应以收购赃物罪和包庇罪数罪并罚。③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实施收购赃物的过程中又提供了假证明以隐瞒赃物的真实来源，实际上实施了两个犯罪即收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和包庇犯罪行为，而且前一行为无法将后一行为包含在内。与此相关，支配这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亦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种：其一，前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直接故意，后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间接故意；其二，前后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均为直接故意。这两个不同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分别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不同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将这种情形视为继续犯，作为收购赃物罪的从重情节，不符合我国刑法界关于继续犯必须是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的一般理论，因而不足取，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二，在于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二个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并且分别触犯了两个罪名，但这两个行为又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且行为人的两个行为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实施，正因为如此，这两个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笔者认为，这一特点更符合牵连犯的特征。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一情形中，行为人所实施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与作假证明隐瞒赃物真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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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且两个行为又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应成立牵连犯。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这种情形仍以包庇罪从重论处。
2、收购赃物罪与侵占罪、诈骗罪的区别。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一些“黑吃黑”的案件，即实施收购赃物行为的犯罪人为了将赃物无偿占为已有，抓住“本犯”行为人无法寻求司法保护，不敢声张的心理，向提供赃物的“本犯”行为人伪称赃物已被国家机关没收或遭抢劫、盗窃或其他原因灭失，继而达到无偿占有赃物的目的。
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刑法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理由是：行为人在自己的欺骗行为之前已经占有了赃物，其特征是交付行为在先，欺骗行为在后，欺骗行为与交付财物的结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符合收购赃物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诈骗的目的和故意，“黑吃黑”案件中，行为人非法占有赃物，正是由其诈骗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④笔者认为，假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的“黑吃黑”案件的处理，应根据以下情形分别对待。
（1）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答应收购“本犯”的赃物，但在“本犯”交付赃物后，产生无偿占有的念头，借故不付款，事后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无偿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了收购赃物罪和侵占罪二个罪名，应数罪并罚。理由是：其一，行为人先后产生了两个犯竟，即收购赃物的犯意和无偿占有的犯意，这两个犯意是先后产生的，互相独立的；其二，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即先收购赃物，但在收购赃物时因后一犯意的产生而借故拒付贷款，继而实施后一犯罪行为，谎称赃物灭失，达到无偿占有赃物之目的，这两个犯罪行为也是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出于两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符合两个罪的犯罪构成。为什么说行为人的后一行为构成了侵占罪呢？因为，“本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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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并未改变财物的所有权，即“本犯”所得的赃物所有权仍属于“本犯”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因而，收购赃物行为人对赃物的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本犯”行为
人的“信任”而自愿交出赃物而行使的，符合侵占罪的特征。
（2）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即起意非法占有“本犯”所得赃物，并在这一目的支配下，向“本犯”行为人假称愿收购其赃物，待“本犯”信以为真，“自愿”将赃物交付后，行为人通过谎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构成诈骗罪，而不构成收购赃物罪。首先，“本犯”行为人向行为人交付赃物是由于行为人编造虚假理由欺骗的结果；其次，行为人将赃物占为已有的犯意是在持有赃物之前；再次，行为人向“本犯”行为人提出愿收购其赃物只是一种欺骗，目的是为了让“本犯”行为人相信自己，以致达到取得赃物的目的。因此，行为人的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构成诈骗罪。
（3）行为人不知购买的是赃物，在交付贷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将赃物据为已有，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只能以侵占罪一罪论处。因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对购买的财物所具有的赃物性并不知情，因而主观上缺乏收购赃物犯罪的罪过，但由于行为人在交付货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并在此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侵占行为，因而就以侵占罪认处。
（三）收购赃物行为人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认定。
对于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收购赃物罪，而应以“本犯”的共犯论处。这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作法，并已得到有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项规定：“与盗窃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就以盗窃共犯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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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也曾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与盗窃、诈骗、抢劫、抢夺、贪污、敲诈勒索等犯罪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犯罪分子所得的赃物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三、收购赃物罪的现状及立法建议
（一）收购赃物罪的现状
受利益驱动的原因，收购赃物罪在司法实践中是一种较常见的，多发性的犯罪。就我院近年来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40%的盗窃案、20%的抢劫案都衍生了一个甚至数个收购赃物行为。如被告人李某四个月内盗窃自行车五十余辆、除二辆自己用坏外，其余全部低价销出。再如被告人黄某、田某等团伙盗窃案，盗窃各类发动机十九台全部低价销给了各废品收购站。收购赃物的行为无疑为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给予有力打击，然而，由于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存在一定困难的原因，使该罪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
1、打击不力。这主要是基于收购赃物罪本身无情节、数额的规定而是附属于“本犯”的行为特点而产生的。由于收购赃物罪的成立基于“本犯”的犯罪行为成立，因此，许多行为人便钻了法律上的这一空子，他们或者大量收购不负刑事责任的人非法获取的赃物，或者广泛地收购“本犯”行为人非法获取但未达到犯罪标准的赃物，尽管他们收购的赃物累加起来数额大、情节严重，有些人甚至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但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的原因，法律却不能对其定罪。这显然是对这种不法分子的放纵，对打击犯罪极为不力。
郭富选、景宝峰、李旺城
公安侦查缺陷是指在公诉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主、客观上的原因，在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上存在的失误或遗漏。由于当前公安侦查活动存在的缺陷，造成不少案件因事实、证据问题反复退补，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更严重的是导致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破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我们拟从提出影响公诉活动的八类公安侦查缺陷入手，分析其缺陷的成因及纠正对策。
一、公安侦查存在之缺陷
缺陷一：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讯问不同犯罪嫌疑人。
笔者在一案的办理中发现，在公安讯问笔录上竟显示出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讯问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其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1]。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记录人疏忽大意填错了时间，二是确因人员有限而导致一人在同一时间交替讯问二名犯罪嫌疑人。当这样的证据同时出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名侦查人员办案，造成的后果轻则是法庭上的被动，重则是证据的不被采用，倘若该证据是有罪证据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缺陷二：侦查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该伤害案发生在某派出所内，民警王某正值案发现场，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具备了担当证人的资格，他本不该再行使对此案的侦查职能，但他后来作为委托人委托某鉴定机关对该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作了伤情鉴定，并向其他办案人员提供了证言。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3项的规定[2]，应该回避而未回避。因为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办案人员事前既已了解案情，就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成为案件的证人。在同一案件中，既作证人又作侦查人员，就容易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不利于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分析判断证据，进而影响正确认定案件实事、公正处理案件。
缺陷三：证人担任保证人。
笔者在办理王某交通肇事一案中，经审查发现王某交通肇事后电话通知其外甥高某，并由高某驾车将王某带至交通部门。后来，王某被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同时准许了由高某担任王某的保证人，其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保证人必须与本案无牵连之规定。我们经审查认为，王某的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自首，那么高某就应该以证人的身份向司法机关作证。为此，具有证人身份的高某再担任王某的保证人是欠妥的。
缺陷四：侦查实验程序不合法。
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为了查明事故双方的责任，进行了侦查实验，但卷里无公安局长批准材料，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3]。虽然侦查实验的结果可能是真实的，但由于没有履行批准程序，承办人将案件退回了公安机关。因为侦查实验是一种再现曾经发生过的侦查手段，为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达到最大限度地相同，必须保证侦查实验过程中的程序合法，其中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严格履行批准手续。
缺陷五：扣押赃物、赃款不出具正式的扣押清单。
某些公安侦查人员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款物后，不仅未出具正式的扣押物品清单，并且卷宗中也无任何反映，甚至于连一张白条也没有，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4]。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就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扣押物品等工作的监督，防止某些侦查人员出现违法乱纪现象。所以扣押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后，扣押机关必须出具详细、确实、正式的物品清单。
缺陷六：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
从笔者办案的实践看，凡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案件，均经过了第一次延长，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经过了第二次延长。由于现行有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刑事诉讼法》第69条[5]中规定的“特殊情况”予以规定，为此笔者不能确定公安机关的第一次延长是否合法，但对于约百分之九十的第二次延长，笔者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欠妥的。例如，有些案件为一人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且为初犯。对此情况，拘留的羁押期限应该说并不需要延长至30日，但公安机关仍进行了第二次延长，很明显这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缺陷七：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共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更是明确指出：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和保证金保证。本来由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说，人保与钱保是不应该同时出现的，但笔者在办案中还是发现了该现象的存在。
缺陷八：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材料不能及时送审。
笔者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中，犯罪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但就是仅仅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材料而不能公诉，导致案件二次退补。甚至有些问题还被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出，造成公诉方被动。例如在一起妨害公务案件中，由于侦查机关取证不全面，只调取了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未调取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在当庭提出此项要求，并要求新的证人出庭，导致庭审的延期审理，给公诉人造成很大被动。
二、导致侦查缺陷的原因
造成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部分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法律知识储备不足。
上述人保和钱保的共用以及侦查实验不经批准、应回避而不回避、由证人担任保证人的现象，笔者认为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侦查人员虽然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储备明显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侦查人员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多数侦查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些侦查人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
（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固定收集证据的能力欠缺。
作为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者，有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明显滞后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收集、固定证据的效率和质量难以满足控罪和庭审的需要。新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对证据的要求很高，侦查机关应转变过去有罪推定的旧观念，改变过去以供求证、先供后证的重视口供的取证模式，突出对其它人证物证等直接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力争使每一起案件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述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的现象就表明了一些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后不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不应该成为公安第二次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这就要求侦查人员打破以前的办案模式和办案理念，不要过度追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反的，要在其他证据的调查和取得上多下功夫，用事实和其他证据来突破其心里防线，让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
（三）现行的公安侦查机关侦查体制不尽合理。
现行公安机关侦审部门合并的侦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诉讼。由于侦查部门的考核标准多局限于破案数量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多少，这就使侦查人员常常满足于这两个标准，而对案件质量则考虑较少，办案重心明显倾向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因为其考核机制重点在于捕与不捕，而不在诉与不诉，更不管是否能提交审判，其是否是有罪和罪轻罪重的问题。不少侦查人员存在着只要检察机关批捕了就万事大吉，这样势必使预审业务中继续取证、补证、深挖余罪等诸多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削弱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准度。
（四）现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定位存在缺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但实质上却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检察机关承担着诉讼风险和后果，但却无权指挥侦查活动、影响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侦查人员拥有侦查权，收集、固定证据却不直接承受因证据不足而造成的败诉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一些侦查人员对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触、满不在乎。
（五）个别侦查人员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责任心不强。
个别侦查人员认为只要案件得以侦破，有证据能证实犯罪即可，而不是注重证据确实、充分，把案件办成铁案。代表国家力量的机关和个体力量的对比差异以及长期的办案经历，使一些侦查人员淡化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意识。他们漠视甚至于毫不关心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为了能“拿下”案件，他们为尽其所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采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方法。这样对于采用从表面看来只是有“滥用”嫌疑的“延长拘留期限”手段更不足为奇了。
（六）公安机关警力不足。
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公安工作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和变革，基层民警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企业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等不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外经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跨国经济纠纷增多，境内外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外口管理难度加大，犯罪行为的有组织化、国际化、隐蔽化、高科技化，使公安安全防范管理工作量大增等等。对公安工作而言，所有的具体工作都落在了基层民警身上。而当前我们国家警察的数量与迅速增加的刑事案件是不成比例的，为此警力不足、特别是刑事警察的力量不足，也是导致上述某些问题出现的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客观原因。
三、纠正公安侦查缺陷的对策
减少公安侦查缺陷，从而提高案件质量，在现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需要公安侦查机关增强证据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也需要检察机关转变工作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交流与沟通。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增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通过开展专门的如何收集、固定证据的法律业务培训和定期观看庭审案例等方式，提高侦查人员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意识，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侦查人员按照庭审的要求收集、固定证据的能力。
（二）开展侦诉换位活动。
如侦诉控辩对抗赛、邀请侦查人员旁听庭审、业务研讨等，进行角色转换，实行换位思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引导侦查人员从公诉的角度，从符合庭审需要的角度审视侦查活动，对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减少侦查活动的盲目性、违法性，提高在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时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三）是建立依法适时介入、公诉引导侦查机制。
建立重、特大案件定期通报，对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使整个侦查活动紧紧围绕公诉工作展开，就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提高侦查质量和效率。
（四）建立定期案件审理情况通报制度。
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定期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座谈，总结成功之处和教训，以便侦查工作的改进。
注释：
[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2]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试论收购赃物罪的若干问题
孙 继 军
摘要：收购赃物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的行为。“明知”包括“确知”与“可能知道”两种认识状态，其罪名的成立依附于“本犯”行为的罪名是否成立。
关键词：收购 赃物 认定 现状 建议
一九七九年刑法未将收购赃物罪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销售赃物罪一起纳入销赃罪范畴，然而收购赃物与销售赃物毕竟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感觉二种行为同一罪名的不切合性，且销赃罪是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将“收购”作为“代为销售”来处理，未免牵强附会。因此一九九七年刑法将收购赃物罪与销售赃物罪并列规定，表明现行刑事立法不再将收购赃物视为销售赃物的一种形式，而是独立于销赃罪之外的单独的赃物犯罪行为，是一九九七年刑法销售赃物罪的重大补充和修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就收购赃物罪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收购赃物罪的法律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首先，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赃物。赃物是证实犯罪、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收购赃物犯罪对之进行收购，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及时侦破构成阻碍，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挠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次，收购赃物犯罪针对赃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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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赃物无法及时返还被害人，从而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因此收购赃物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次要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犯罪对象，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何理解“犯罪所得的赃物”中的“犯罪”，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犯罪”应限于法律规定的具备犯罪构成的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犯”之“犯罪”，只要具有违法性即可，不一定需要责任。因此，欠缺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得之物，也应视为赃物，因犯罪但具备处罚阻却事由而未实际受到处罚之行为所得之物，亦是赃物。①笔者认为，从该条条文本身的规定和刑法上的“犯罪”概念考虑，对这里的“犯罪”应作严格解释，即先前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后续的收购赃物行为方能构成犯罪。这里的“赃物”必须是收购赃物行为人以外的他人犯罪所取得的财物，收购赃物行为人本人犯罪所得的财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3、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将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予以收购。所谓收购赃物是指有偿地获得赃物，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情形。
4、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收购赃物罪的主体。但是，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由于收购赃物罪是由其他犯罪所派生，而衍生该犯罪之本犯的行为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的行为，为其先行的犯罪行为所吸收，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因此，本犯之行为人就不能因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而构成收购赃物罪。即收购赃物罪的主体只能是除本犯行为人之外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5、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其故意的表现为“明知”，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行为人“明知”与否是认定收购赃物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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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的认定
（一）如何认定罪与非罪的问题。
1、“明知”的确定。由于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是认定其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的关键。因此，如何确定行为人的“明知”是司法实践操作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如何判断收购赃物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清楚地知道是赃物，即只能是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对赃物的不确定认识不能视为“明知”。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只需认识到具有赃物的可能性，即“明知”包括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对赃物的可能性认识。②笔者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中的“明知”也包括直接故意的“确知”和间接故意的“可能知道”两种情况。因为，首先，从立法角度看，一九九七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并未将间接故意排除在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犯罪主观罪过形式之外，如果对“明知”限制性地解释为“确知”，则与立法原意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这一司法解释就明确了“明知”的确切涵义。其次，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出于种种私心，放任、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买赃自用的情况突出。行为人购买赃物时，虽然并不确知是赃物，但根据当时的种种反常情况，如交易时间、地点、价格低廉、财物本身缺少合法证明文件，对方言语等都能让行为人作出判断，但由于贪图便宜，听之任之，仍将怀疑是赃物的物品买走。这种情形一般都应作为犯罪来处理。事实上，如果将“明知”限定为“确知”于举证不利，大多数罪犯不仅不可能供述自己确知，相反还会制造种种不知的证据与借口。行为人对赃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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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要认识到由犯罪所获得的财物即可，而无须知道赃物是通过何种犯罪，“本犯”及被害人是谁，在何时何地犯罪，赃物的种类与数量等细节。
2、关于收购赃物的情节。首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规定，没有犯罪情节或犯罪数额的限制，但收购赃物罪是一种派生性的犯罪，具有对“本犯”的依附性，确定该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本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标准，因此，收购赃物行为人即使收购多个不构成犯罪的“本犯”之赃物，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收购赃物的罪名亦不能成立。例如，某甲收购了某乙盗窃来的一部价值500元的自行车，某丙盗窃来的一台价值800元的电视机，某丁敲诈来的一块价值200元的手表，虽然某甲进行了这一连串的收购行为，但由于作为“本犯”的某乙、某丙、某丁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因此，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另有一种情形，就是“本犯”构成犯罪，但收购赃物行为人只是部分收购“本犯”赃物的，应视行为人收购的赃物数额是否达到了“本犯”所犯之罪的定罪标准。例如，某甲盗窃了一辆价值500元的自行车和价值2000元的手机，某乙将该盗窃来的自行车予以收购，某甲的行为显然已构成盗窃罪，但某乙的行为并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尽管某乙收购的是盗窃而来的赃物，但是否构成收购赃物罪的标准应随“本犯”的行为即按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定罪。其次，对于买赃自用的行为应视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以销赃罪论处。买赃自用是为了让自己使用而购买赃物，比为了出卖赚取利润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收购赃物行为主观恶性更轻。因此，买赃自用须“情节严重”时才构成收购赃物罪，至于偶买或少量买赃自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但书情形，不能以收购赃物罪论处，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上罚款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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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1、收购赃物罪与窝藏罪、包庇罪的区别。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隐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收购赃物罪同属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具有诸多相同点：二者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利；二者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本犯”排除在外，单位亦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二者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都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在里头。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窝藏、包庇罪是对犯罪行为人的窝藏，即其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收购赃物罪是对犯罪所得的赃物收购，其犯罪对象是“赃物”而不是“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收购赃物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或者收购的物品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或者由于收购赃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收购赃物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为“本犯”的行为予以遮掩的情形，区分罪责具有一定难度。这些情形包括：
（1）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如甲先盗窃汽车，后又用盗窃的汽车作为抢劫的交通运输工具，某乙将这辆汽车低价收购。这辆汽车在本案中就同时兼有赃物和犯罪工具的双重属性，乙收购该汽车的行为就同时触犯了包庇罪的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某乙虽然出于包庇某甲和收购汽车的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一个收购行为，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应当成立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即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包庇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收购赃物罪，因此，对于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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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包庇罪论处。
（2）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的。如某甲骑自行车至某地盗窃了一台彩电，后某乙将该自行车及彩电一并收购。这里的某乙即收购了作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又收购了作为赃物的彩电，也是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某乙应按包庇罪论处。
（3）行为人实施收购赃物犯罪且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分两种情况；一是以保护自己，保护赃物的目的，虽然在客观上也保护了“本犯”，但属于继续犯的从重情节而不能构成数罪；二是以对“本犯”和自身进行双重保护为目的，应以收购赃物罪和包庇罪数罪并罚。③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实施收购赃物的过程中又提供了假证明以隐瞒赃物的真实来源，实际上实施了两个犯罪即收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和包庇犯罪行为，而且前一行为无法将后一行为包含在内。与此相关，支配这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亦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种：其一，前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直接故意，后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间接故意；其二，前后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均为直接故意。这两个不同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分别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不同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将这种情形视为继续犯，作为收购赃物罪的从重情节，不符合我国刑法界关于继续犯必须是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的一般理论，因而不足取，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二，在于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二个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并且分别触犯了两个罪名，但这两个行为又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且行为人的两个行为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实施，正因为如此，这两个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笔者认为，这一特点更符合牵连犯的特征。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一情形中，行为人所实施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与作假证明隐瞒赃物真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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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且两个行为又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应成立牵连犯。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这种情形仍以包庇罪从重论处。
2、收购赃物罪与侵占罪、诈骗罪的区别。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一些“黑吃黑”的案件，即实施收购赃物行为的犯罪人为了将赃物无偿占为已有，抓住“本犯”行为人无法寻求司法保护，不敢声张的心理，向提供赃物的“本犯”行为人伪称赃物已被国家机关没收或遭抢劫、盗窃或其他原因灭失，继而达到无偿占有赃物的目的。
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刑法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理由是：行为人在自己的欺骗行为之前已经占有了赃物，其特征是交付行为在先，欺骗行为在后，欺骗行为与交付财物的结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符合收购赃物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诈骗的目的和故意，“黑吃黑”案件中，行为人非法占有赃物，正是由其诈骗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④笔者认为，假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的“黑吃黑”案件的处理，应根据以下情形分别对待。
（1）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答应收购“本犯”的赃物，但在“本犯”交付赃物后，产生无偿占有的念头，借故不付款，事后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无偿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了收购赃物罪和侵占罪二个罪名，应数罪并罚。理由是：其一，行为人先后产生了两个犯竟，即收购赃物的犯意和无偿占有的犯意，这两个犯意是先后产生的，互相独立的；其二，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即先收购赃物，但在收购赃物时因后一犯意的产生而借故拒付贷款，继而实施后一犯罪行为，谎称赃物灭失，达到无偿占有赃物之目的，这两个犯罪行为也是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出于两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符合两个罪的犯罪构成。为什么说行为人的后一行为构成了侵占罪呢？因为，“本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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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并未改变财物的所有权，即“本犯”所得的赃物所有权仍属于“本犯”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因而，收购赃物行为人对赃物的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本犯”行为
人的“信任”而自愿交出赃物而行使的，符合侵占罪的特征。
（2）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即起意非法占有“本犯”所得赃物，并在这一目的支配下，向“本犯”行为人假称愿收购其赃物，待“本犯”信以为真，“自愿”将赃物交付后，行为人通过谎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构成诈骗罪，而不构成收购赃物罪。首先，“本犯”行为人向行为人交付赃物是由于行为人编造虚假理由欺骗的结果；其次，行为人将赃物占为已有的犯意是在持有赃物之前；再次，行为人向“本犯”行为人提出愿收购其赃物只是一种欺骗，目的是为了让“本犯”行为人相信自己，以致达到取得赃物的目的。因此，行为人的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构成诈骗罪。
（3）行为人不知购买的是赃物，在交付贷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将赃物据为已有，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只能以侵占罪一罪论处。因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对购买的财物所具有的赃物性并不知情，因而主观上缺乏收购赃物犯罪的罪过，但由于行为人在交付货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并在此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侵占行为，因而就以侵占罪认处。
（三）收购赃物行为人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认定。
对于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收购赃物罪，而应以“本犯”的共犯论处。这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作法，并已得到有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项规定：“与盗窃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就以盗窃共犯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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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也曾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与盗窃、诈骗、抢劫、抢夺、贪污、敲诈勒索等犯罪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犯罪分子所得的赃物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三、收购赃物罪的现状及立法建议
（一）收购赃物罪的现状
受利益驱动的原因，收购赃物罪在司法实践中是一种较常见的，多发性的犯罪。就我院近年来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40%的盗窃案、20%的抢劫案都衍生了一个甚至数个收购赃物行为。如被告人李某四个月内盗窃自行车五十余辆、除二辆自己用坏外，其余全部低价销出。再如被告人黄某、田某等团伙盗窃案，盗窃各类发动机十九台全部低价销给了各废品收购站。收购赃物的行为无疑为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给予有力打击，然而，由于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存在一定困难的原因，使该罪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
1、打击不力。这主要是基于收购赃物罪本身无情节、数额的规定而是附属于“本犯”的行为特点而产生的。由于收购赃物罪的成立基于“本犯”的犯罪行为成立，因此，许多行为人便钻了法律上的这一空子，他们或者大量收购不负刑事责任的人非法获取的赃物，或者广泛地收购“本犯”行为人非法获取但未达到犯罪标准的赃物，尽管他们收购的赃物累加起来数额大、情节严重，有些人甚至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但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的原因，法律却不能对其定罪。这显然是对这种不法分子的放纵，对打击犯罪极为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