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铁道部所属企业１９９８年工效挂钩方案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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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救济思考

张旭科 孙佳楣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1]，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2]或延迟抗辩权[3]。笔者认为，结合《合同法》有关规定，在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救济问题上，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一、关于履约担保权问题：即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后，是否可以请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
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安抗辩权包括请求提供履约担保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不安抗辩权不应当包括主动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理由如下：从法理上分析，抗辩权是一种对抗权，是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抗辩的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请求，始得对其行使抗辩权，因而请求权与抗辩权是处于对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抗辩权的一种，其必然囿于抗辩权的性质，与请求权不同，也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防御性权利。所以说，如果允许先履行方在后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时，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约担保的权利，是不符合抗辩权性质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脚的。
以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为例，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笔者认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没有获得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在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在后履行方履行期限届至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为给付，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这时中止履行人可以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这对对方来讲明显不公平。法律不能为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
二、关于解约权问题：即在不安抗辩权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相对人（即对方）拒绝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的履约担保，那么先履行方有无解约权（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对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民法规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拒绝提出担保，不使对方限于延迟，也不因此使先为给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权。[4]对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约权，我国学者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赞成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的观点，认为没有解约权，认为“不安抗辩权作为延缓的抗辩权的一种，只能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应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包括合同的解除权”；[5]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应当理解为先履行方享有“诚信解约权”，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期限后，应认先给付义务的人有解除权”。[6]
笔者认为，从不安抗辩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不应当包括属于积极性权利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显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护预见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笔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种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先履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诚信原则赋予的“诚信解约权”，这种解约权只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补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自然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也坚持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理解为包括合同的解除权的观点，不认为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辩的当然权能。但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诚信解约权”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一定条件”是相对方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不过，这里的“反复”认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诚信解约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若对方是的确无履行能力或拒绝提供担保，对方也无反复提出给付或拒绝提出担保的情形，在无行使“诚信解约权”的可能下，先履行方是否可以寻求解除合同这一救济方式？依据何在？虽然不安抗辩权从本质上讲是对抗请求权之抗辩权，其本身显然不包括解除合同，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结合运用。[7]以《合同法》为例，《合同法》第69条“中止履行后，双方在合理期限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其实就是将不安抗辩权与默示预期违约的结合，赋予了合同当事人解约权。[8]
三、关于损害赔偿问题：即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最终解除合同后，如何对先履行方加以进一步救济的问题，即先履行方是否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损害赔偿是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一种违约救济方法。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发生了实际损失才能采用这种救济方法，正如台湾学者所言，“损害赔偿，以损害之存在为前提，方有赔偿可言”。[9]但是，大陆法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自然也没有规定要求违约损害赔偿的权利。
《合同法》也没有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先履行方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是这种有始无终的救济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满足先履行方的合理要求。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69条中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的不作为即视其明确的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以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从而有合同法第108条之适用。可见，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隐含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这也不是不安抗辩权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是合同法上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结合运用的结果。
另外，笔者认为，如果对方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使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获得“诚信解约权”时，的确造成了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实际损失的话，其就应该赔偿对方因自己的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注释：
[1] 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64。也有的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称为异时履行抗辩权，参见刘瑞复.合同法通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133
[2]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35
[3]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1
[4]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56
[5] 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9
[6] 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91
[7] 不过，这种结合并不是完美的，在我国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规定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这一点，笔者将在文章的第六部分中加以论述。
[8] 对此，笔者认为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很精辟，他认为，《合同法》69条之“解除合同”之规定，已不是对不安抗辩权做出的规定，而是对预期毁约所做出的规定，并认为《合同法》第108条所提及的“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实际上就是指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行为，此种行为属于默示预期违约行为。参见王利明.关于不安抗辩权的几个问题.民商法研究第4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90
[9]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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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

合肥市人民政府令

第8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需求，解决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困难，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东市区、中市区、西市区、郊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范围内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其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对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各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审批工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负责保障金的审核、发放和具体管理工作；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相关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在各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教育、卫生、粮食、供电、建设、房产、工商、税务等部门应制定相应办法对保障对象在就业、医疗、子女入学、住房、水电、煤气、交通等方面给予政策性照顾和优惠。

第二章　保障对象与保障金　　

　　第六条 凡居住在我市城区范围内持有本市常住户口的下列城市居民，每月户人均收入（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按本办法提出申请：　　（一）原属民政救济、定抚、定补人员；　　（二）在职、退休和失业人员在领取工资、退休金、失业救济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三）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四）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　　（五）月实际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市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状况和物价指数，适时调整公布。
　　第八条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计算：
　　（一）工资、奖金、津贴、物价补贴及已领取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金和救助金；
　　（二）各种劳务收入、偶然所得、遗产继承或赠与收入、股票、债券、储蓄、房屋出租收入；
　　（三）亲属及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生活补助费；
　　（四）在职职工的月工资，低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企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７０％的，按企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７０％计算；高于企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７０％的，按单位实际支付计算；
　　（五）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伤残抚恤（保健）金；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的一次性奖励，以及见义勇为奖金、独生子女费用、丧葬费等均不作家庭收入计算。
　　第九条 申请及领取保障金的程序：
　　（一）户主向户籍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户籍证明、所在单位签署的同意申请意见及工资收入证明等资料，填写《合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表》，经居民委员会审查、核实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实际收入状况后，张榜公布，签署意见，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审核，由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批准，并二次张榜公布。
　　（二）经批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合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申请人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按月向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十条 保障对象所享受的保障金额为该家庭人口实际月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管理审批机关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必要时，也可以给付实物。　　
　　第十一条　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所需经费，由市、区两级财政按７∶３的比例分担，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保障金发放应坚持对象公开、标准公开、金额公开的原则，按月公布保障对象的姓名、住址及享受的保障金金额接受群众监督。
　　财政、审计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十三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过居民委员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街道或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十四条 劳动部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应积极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就业，对经两次推荐就业而无正当理由拒绝的，虽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五条 街道及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档案，对保障对象造册登记，实行微机化管理，并做好季报、年报工作。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六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十七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十八条　城市居民对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７日发布的《合肥市城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市政府第４６号令）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