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督导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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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督导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委办字[2005]4号
关于加强煤矿瓦斯治理督导工作的通知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全国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各地高度重视，认真落实，迅速作出部署。目前20个主要产煤省（区、市）全部组织成立了煤矿瓦斯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18个省（区、市）已派出75个督导组进驻所属国有重点煤矿。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第81次常务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5]6号，以下称《紧急通知》）以及全国煤矿安全改造和瓦斯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督促各地区加强对煤矿瓦斯治理的督导，推动瓦斯治理"七项措施"的落实，有效防范煤矿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尽快健全督导组
各地要高度重视瓦斯治理督导工作，选派作风好、懂业务的人员参加督导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定期检查督导组工作的开展情况，督促督导组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各项瓦斯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尚未组织成立瓦斯治理督导组的，要按照国务院第81次常务会议及《紧急通知》的要求，尽快组建瓦斯治理督导组，并确保督导组组织健全、人员到位、责任落实。各地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要求辖区内的主要产煤市（地）人民政府向发生事故较多的县（区）派驻督导组，确保瓦斯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煤矿企业。
二、督导组的职责与权限
（一）检查督导煤矿企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设与执行主要领导履行安全职责和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等情况；督促煤矿企业制定并落实瓦斯治理责任制，将瓦斯治理职责明确分解到煤矿主要负责人、分管副职、总工程师、当日值班负责人，做到层层落实；督查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下井跟班情况，确保煤矿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深入井下，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二）检查督导煤矿企业执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财建[2004]119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调整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加强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使用管理与监督的通知》（财建[2005]168号）的情况以及瓦斯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对未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的煤矿，要及时下达督导意见书，责令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
（三）检查督导煤矿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瓦斯治理经验五十条〉的通知》（发改能源[2005]457号）以及《国有煤矿瓦斯治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令第21号）的情况，尤其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瓦斯治理"十二字"方针，严禁超通风能力生产。对超通风能力生产的矿井，要立即予以停产整顿。
（四）检查督导煤矿企业瓦斯监测监控系统的建设情况。督促煤矿企业尽快建立健全瓦斯监测监控系统。对于高瓦斯和突出矿井以及有高瓦斯区域的低瓦斯矿井，必须要求装备安全监控系统且运行可靠，并确保系统和传感器的安装、使用、维修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监控系统中心站必须有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专职人员24小时值班。
（五）检查四类矿井（无证非法开采的矿井；以往关闭之后又擅自恢复生产的矿井；经整顿仍然达不到安全生产标准，不能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矿井；无视政府安全监管，拒不进行整顿或者停而不整的矿井）的关闭取缔情况。检查五类矿井（超通风能力生产的矿井；没有按规定建立瓦斯抽放系统，监测监控设施不完善、运转不正常的高瓦斯矿井；有瓦斯动力现象而没有采取防突措施的矿井；在建、改扩建矿井未经安全生产"三同时"验收而擅自投产的矿井；在规定期限内没有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矿井）停产整顿的情况。对于非法开采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要督促有关部门予以关闭取缔或停产整顿。
（六）检查督促瓦斯灾害严重、存在重大隐患的矿井进行安全评估，对未进行评估的矿井要及时向本地区瓦斯集中整治领导小组汇报，督促有关部门全面完成安全评估工作。对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采取 "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对已鉴定为突出矿井仍沿用架线式电机车的，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整改；整改期间，必须采取安设可及时切断架线电源的瓦斯断电仪等安全措施。
（七）检查督促煤矿企业按照矿井通风能力的核定标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规定，核算矿井通风和生产能力，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核准。监督煤矿企业按照核定能力合理组织生产和配置下井人数。
（八）督导组对于煤矿企业存在的安全方面问题，可以视情节轻重提出处理建议，下发督导意见书；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要责成企业立即整改；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可责令停产整顿并立即从危险区域撤离工作人员。同时，对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意见。
三、督导组工作要求
（一）各督导组要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重点；要经常参加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调度例会，掌握所驻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要经常下井调查研究，排除隐患，实施重点督导和专项督导。
（二）对发现的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向社会进行通告，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并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措施、期限、责任和防范措施。
（三）督导组成员要严格工作纪律，尽职尽责，秉公办事。对不履行职责或擅离职守、失职渎职造成事故的督导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四）各督导组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等，接受有关违章指挥、超能力生产、瓦斯超限作业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冒险生产等行为的举报。
（五）各督导组要建立督导档案，搞好定期分析和总结，及时汇总重要安全信息，每月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报送督导工作情况。
四、加强监督与考核
建议各省（区、市）人民政府针对督导工作制定具体的监督管理办法，并严格考评与奖惩，定期对督导组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督导组奖惩与派驻企业安全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依据考评兑现奖惩。对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和以权谋私的，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五、定期汇报督导情况
从4月18日起，各省（区、市）每月、部分省（区、市）每周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汇报一次本地区瓦斯治理督导工作进展情况，同时每月安排部分省（区、市）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视频调度会议上进行汇报。请各省（区、市）明确本地区瓦斯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有关部门负责汇报工作，并于4月20日前将汇报部门、负责人及联系电话传真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度中心。
（一）汇报内容
1．瓦斯治理督导组工作开展情况；
2．采取的瓦斯治理措施及瓦斯治理措施落实进展情况；
3．监督检查矿井情况；
4．对瓦斯灾害严重、存在重大隐患矿井安全评估进展情况；
5．监督检查煤矿以风定产情况；
6．煤矿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
其中：第3、4、5、6项内容按附件1填报。
（二）汇报时间
每周星期五（汇报安排见附件2）、每月30日各省（区、市）都要将书面汇报材料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度中心。每月第1周的星期一上午8：30在本省（区、市）安全监管部门或驻地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视频会议室作汇报发言（每月汇报单位安排见附件3）。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度中心联系方式：
电 话：010-64214078、64463290
传 真：010-64234662（自动）、64211843
电子信箱：ddc@chinasafety.gov.cn
附件：1.煤矿瓦斯治理督导情况汇报表
2.煤矿瓦斯治理督导工作每周汇报单位安排表
3.煤矿瓦斯治理督导工作每月视频会议发言单位安排表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iles/2005-04/21/F_c454fb7efa5c49c59db5ff75f64fc318_wsfj.xls
二00五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襄樊市市区除四害实施办法》的决定
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政府
襄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31号
现公布《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襄樊市市区除四害实施办法〉的决定》，自2013年8月20日起施行。
市长 别必雄
2013年8月20日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襄樊市市区除四害实施办法》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襄樊市市区除四害实施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标题修改为：“襄阳市市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实施办法。”
二、将办法中“四害”一词修改为“病媒生物”；将“除四害”一词修改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病媒生物是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者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的下列生物：
（一）蚊；
（二）蝇；
（三）蟑螂；
（四）鼠；
（五）省级以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规定的其它病媒生物。”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卫生、文化、质监、工商、食药监、建设、城管、房管、农业、水利、林业、教育、交通和民航、铁路等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和组织市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娱乐经营场所、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业、公共排水排污设施、垃圾处理场（站）和公共厕所、公共绿地、住宅小区、农田、沟渠、林场、学校和托幼机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场所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消除病媒生物的危害。”
五、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食品、餐饮、卫生等相关许可事项时，应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依法提供应有的预防控制病媒生物设施以及生产经营场所病媒生物密度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等相关资料，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应条件。”
六、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核准擅自从事杀鼠剂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物品，并依法处以销售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决定2013年8月20日之日起施行。
《襄樊市市区除四害实施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款顺序和文字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