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发〔2002〕17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已经市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和第60次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
为确保水利工程水费的正常征收，建立以水利工程水价为杠杆的节约型供水用水管理体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利产业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5号）和《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改革农业用水价格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计价格〔2001〕58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水利工程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水利工程水价的制定原则及价格管理权限
（一）水利工程水价的制定原则
水利工程水价核定应坚持防洪和生态供水等公益性部分的
成本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由各级财政性资金支付，经营性
部分的成本费用通过核定水利工程水价、征收水利工程水费来
补偿的政策，在核算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税金和合理利润的
基础上，按照成本补偿、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
则，区别不同用途分别核定。
1．农业灌溉用水水价：按照维持工程正常运转、满足农业
灌溉功能正常发挥所需要的维护、管理成本和合理费用的原则
进行核定；
2．工业生产用水水价：按照保证水利工程供水生产成本、
费用、税金和合理利润的原则进行核定；
3．城乡生活用水水价：按照保证水利工程供水生产成本、
费用、税金和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其利润率略低于工业生产
用水的利润率；
4．水力发电用水水价：根据其是否结合其他用水、发电机
容量、电站梯级等不同情况分别核定用水水价。
（二）水利工程水价的管理权限
1．市级直管的水利工程，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水价调
整方案，报市价格、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市委托区县（自治县、市）代管的水利工程和跨区县（自
治县、市）的水利工程，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水价调整方
案，经该工程所在区县（自治县、市）价格、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市价格、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3．区县（自治县、市）管理的水利工程，由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提出水价调整方案，报所在区县（自治县、市）价格、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4．集体管理的其他水利工程、已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水利
工程和民办、私营及其他投资建成的水利工程，由所在区县（自
治县、市）价格、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指导价格，经营管理者
与用水单位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二、水利工程水费的计收办法
（一）农业灌溉用水水费的计收：全面推行“按货币计价、
以货币结算计收”的办法，并继续实行两部制水价。其水价标
准为：容量水价13.5—18元/亩，计量水价0.05元/立方米。容
量水费按工程的有效灌溉面积计收（各工程的有效灌面应当综
合考虑工程设计灌面、“三查三定”的有效灌面和近年来供用水
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重新核定，并予以公布），计量（计时）水
费按供水量（时间）计收。各区县（自治县、市）可根据其经
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情况，在指导价格的范围内自行确定容
量水价，计量方式难以确定的地区，可暂不收取计量水费。
（二）工业生产、城乡生活用水水费的计收：实行“以货
币计价、货币结算、按实际供水量计量收取”的办法。
（三）水力发电用水水费的计收：发电结合其他用水的，
原则上按电厂上网电价的12%计收水费；不结合其他用水的，
原则上按上网电价的24%计收；利用同一水利工程调节水量的
梯级水电站用水，第一级按上述标准计收水费，第二级及以下
各级小型水电站可按电厂上网电价的8%计收。
三、国家管理水利工程的供用水管理体制及农业水费征收
办法
（一）严格界定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的范围。原则上由国
家投资或国家投资为主，以及由国家投资、群众投工、投料兴
建现由水利部门管理（或已明确由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利工程
界定为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各地应将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一
一登记、列表，向社会公示。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的水费计收
管理工作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今后，水费征收的统计
口径和考核工作只包括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
（二）逐步改革农业灌溉供用水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
可将水利工程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统一管理逐步分离为枢纽、
干渠工程管理和灌区支渠以下（含支渠，下同）渠系工程管理
两部分。枢纽、干渠工程仍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统一管理，具
体负责枢纽及干渠工程的蓄水、保水、输水、防洪、安全、维
护和多种经营。灌区支渠以下渠系工程由受益灌区组建灌区管
理委员会管理，具体职责是负责支渠以下渠系工程的维护保养、
病害整治、配套设施建设和水费计收等工作。
（三）灌区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原则。灌区跨乡镇的，以乡
镇为单元组建 XXX水库XXX乡镇灌区管理委员会，由乡镇人
民政府领导或乡镇人大主席兼任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乡镇水
利水土保持管理站负责人兼任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各受益
区的村委会主任为灌区管理委员会委员；灌区只跨村社、不跨
乡镇的，以村为单元组建 XXX水库XXX村灌区管理委员会，
由村委会主任兼任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村委会副主任、有关
社（组）的负责人为灌区管理委员会委员。灌区管理委员会领
导成员的任期一般应与乡镇或村级领导班子的任期一致。
（四）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计收及使用管理。
1．各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计收工作。
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在年初制定年度农业水费征收计划，并
与各灌区管理委员会签定供用水和水费征缴合同。各灌区管理
委员会再将农业灌溉用水水费计征计划和合同层层落实，签定
到户。
2．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分配办法。
水利工程管理分离为枢纽、干渠工程管理和灌区支渠以下
渠系工程两部分管理的，其容量水费和计量（计时）水费的60
—70%由各灌区管理委员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纳，用于枢
纽、干渠工程的管理、维修、养护和整治。其余的30—40%留
给灌区管理委员会，用于灌区支渠以下（含支渠）渠系工程的
维护保养、病害整治、灌溉配套设施建设、水费征收管理和其
他日常管理工作（水费征收管理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经费可占
灌区管理委员会掌握使用的水费总额的20—30%）。
水利工程未实行分离管理的，容量水费和计量（计时）水
费的85—95%由各灌区管理委员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纳，
其余5—15%留给灌区管理委员会，用于水费征收和其他日常管
理工作。
具体分配比例由各区县（自治县、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将其掌握使用的水费总额（含农
业灌溉、工业生产、城乡生活、水力发电水费）的30%交有管
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用于统筹安排所辖区域内水利工程的
维修整治和更新改造等。
4．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各灌区管理委员会的水费应专户
储存、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使用水费时，其使用计划必须报
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的供用水管
理体制及水费征收办法
（一）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可参照国家管理的水利工
程的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灌区管理委员会。其水费使用和工程
的维护保养、病害整治等，由所在乡镇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组
织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受益区农民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决定。
其水费的30%交所在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集中
掌握，统筹安排用于该乡镇集体管理的小型水利工程的枢纽和
干渠整治。
（二）集体管理的石河堰、山平塘等其他水利工程、已实
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水利工程和民办、私营及其他投资建成的水
利工程的水价可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由经营者与用水户通过合
同协商解决。其管理模式、水费计收、使用和工程的维护保养、
病害整治等由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组织用水单位按照“一事一
议”原则自主决定。
五、水费交纳期限及责任
（一）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费交纳。容量水费应按合同规定
时间或在春灌前交纳，计量（计时）水费在灌溉放水时交纳。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也可根据用水计划预收部分水费。
（二）工业生产、城乡生活、水力发电用水的水费交纳。
各用水单位或个人应按月按实际用水（发电）量向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缴纳水费。
（三）法律责任。对逾期不交水费者，供水单位有权限期
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日加收3‰的滞纳金，经催交无效的，
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发出停水书面通知15天后，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有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用水户承
担。
六、监督管理
水利工程水费要严格用于水利工程的生产运营、日常管理、
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工程水费。
水费的征收管理及使用要接受各级财政、审计及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七、其他
各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的规
定，会同物价、财政等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宪法作为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法，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
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宪法到宪政
姜明安
什么是宪政？是不是有了宪法，有了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就有了宪政？恐怕并非如此。宪政自然是和宪法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宪法，没有确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的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只有真正有效运作，才能算真正有了宪政。
那么，宪法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怎么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怎么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呢？这自然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司法保障。宪法没有司法保障不可能转化为宪政。
长期以来（确切地说，应该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很重视宪法，赋予宪法以非常崇高的地位，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甚至否定这种保障，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宪法被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了，只要这种违反，这种侵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责任，司法就不能对之过问。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架空，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使国家机关以及个人、组织的违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追究和纠正，从而使我国的宪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难以完全转化为宪政。
这种情况现在终于有了转变。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4日公布的批复，意味着人民法院将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具体案件，司法将可以直接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保障。这个批复应该具有普适性：既然司法可以对公民受教育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直接保护，那么对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无论是否有具体法律的规定），司法也应该可以提供直接的保护；既然司法可以对当事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司法对当事人以其他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也应该可以追究法律责任；既然司法可以对一般当事人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那么司法对政府机关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也应该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
宪法作为法律，在法院适用应该是理之自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不管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是基本法还是非基本法，都应该是可以在法院适用的。不能在法院适用的法不能叫做法。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更应该具有司法的适用力。因为宪法不仅直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而且要规范广泛调整个人、组织行为的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宪法是法之法（所谓“母法”）。各种不同位阶的法如果不以宪法为依据，可以各行其是，一国的法制不可能统一。而要保障法制统一，法院适用法律就必须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当然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并不意味着法院审理每一个具体案件都要适用宪法，更不意味着法院的每一份判决书都要引用具体宪法条文。以宪法为最高依据要求的是：其一，法院适用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具体案件如果有具体法律根据，且这些法律根据不违宪，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违宪异议，法院可仅适用具体法而不适用宪法；其二，法院不得适用任何违宪的法。不论是法规、规章违宪，还是法律或法律解释违宪，法院都不得适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审查主体可以是普通法院，也可以是专门的宪法法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其他专门审查机构）。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就不可能有宪政。其三，具体案件如果没有具体法律可以适用，法院应直接适用宪法。这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应如此，在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中更应如此。
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权利获得司法救济应是理之自然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司法救济是各种法律救济中最基本的救济，这是因为，其一，司法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公民基本权利，顾名思义，是最重要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自然应获得最可靠、最有效的保障，应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司法保障、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为“基本权利”。当然，司法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救济，不意味着公民对每一个基本权利侵权案件都要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都要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事实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大多已由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已由法律具体化的场合，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案件，自然可以和应该依具体法律提起司法救济。但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有不少并未为法律具体化。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未为法律具体化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场合，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障当然意味着公民对其基本权利被侵权的案件可以直接依宪法提起，法院可以直接依宪法作出裁判。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法治社会，权利虽然不是都要借助司法救济实现，但法律上不能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特别是不能对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设置障碍。只要基本权利的被侵权人要求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实现其权利，则无论有无具体法律规定，法院都不应拒绝被侵权人的司法救济要求。
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是宪政和法治的核心
宪法转化为宪政，法制转化为法治，关键在于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在于这些权利从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但同时也需要法律救济机制，包括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当然，司法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物，它不仅需要昂贵的成本（时间、金钱、精力等），而且，它除了提供权利救济的公共产品外，它也可能提供以形式正义损害实质正义，以结怨取代和睦等副产品。我们主张权利的司法救济，特别是主张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但是我们并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其他各种形式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社会自治救济，仲裁救济，民间调解救济等。我们不仅不主张以司法救济取代这些救济，而且主张鼓励和发展这些救济，通过这些救济减轻司法救济的负担，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和缺陷。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司法救济设置障碍，不能剥夺基本权利被侵犯的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他们可以寻求其他救济，他们也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因为这是人们选择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理由之一。
可以庆幸的是，自2001年8月13日起，我国公民（在没有具体法律根据的条件下）寻求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障碍终于被清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将获得全面的司法保障，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逐步全面地转化为宪政的现实。（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