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办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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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大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


（1996年11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文物的保护与管理，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境内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件保护单位，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以及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视同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省境内可移动文物，包括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文物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二、三级文物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依法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各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省、市（地）和文物较多的县（市、区）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协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法将文物事业费和基建费分别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同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其中文物基建支出以及文物修缮、维护、征集费和考古发掘费等专款专用，严格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力量支持文物事业，对文物保护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六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避开不可移动的文物及地下文物古迹，因特殊需要无法避开而确需改变文物的土地用途和保护规划的，应依法履行后批手续。
因建设工程特殊需要，经批准迁移、拆除的文物，建设单位应协同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文物的记录、测绘、登记、照相等。迁移的文物保护单位应由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按文物的原状恢复修建。拆除的具有文物价值的物件和建筑材料由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指定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或者用于文物建筑维修。迁移、拆除所需费用依法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七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使用单位应与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使用责任书》，接受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负责做好文物的保养、维修与安全防范等工作。
属于集体或私人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的所有者应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接受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指导。
第八条 经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有关宗教组织和人员应遵守《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其文物保护工作接受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指导。
第九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权的变更，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报批手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权的变更，报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省级和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权的变更，报同级人民政府和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县、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权的变更，同时报市（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属于集体或私人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权的变更，应事先征得同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十条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未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撤销。
第十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划定，经当地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划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省、市（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因建设项目特殊需要必须征用时，建设用地单位应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报批手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的征用，应事先征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省级和县、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的征用，应事先向同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征得原公布人民政府和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三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地带，应加强园林绿化建设，保护生态环境，营造优美协调的景观。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禁止排放污染物，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以及进行其他有损文物安全的活动。

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城
第十四条 文物古迹丰富，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传貌和地方特色的城镇、街区、建筑群，可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由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公布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在一年内制定保护规划，并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确有必要对保护规划进行局部调整的，应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有重大变更，应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查同意，并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六条 历史文化名城要着重保护其具有历史特色的现状格局和景观风貌，以及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古街区、古城遗址、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古建筑、风景名胜、古树名木等。
第十七条 凡能体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风貌和特色的地段，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确有特殊需要出让、转让的，应由建设用地单位根据当地文化（文物）、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提出保护措施，并征得省文化（文物）、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出让、转让合同应
载明上述保护措施。

第四章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第十八条 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将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地下埋藏文物点，提供给规划部门。建设单位在这些地方进行建设，应事先报请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文物勘探。
大型基本建设项目、跨地市建设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中小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委托下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和抢救性发掘，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委托下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实施，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十九条 在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或个人垦地、建房中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和个人应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待清理发掘后方可继续施工；出土文物应上交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不得隐匿或损坏。
第二十条 省外文物考古单位、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需要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应事先征得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与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
第二十一条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掘单位应及时向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发掘情况报告，并接受监督和检查。
未经考古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物资料。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等，均应及时登记造册，除有协议规定外，应在编写发掘学术报告后，办理移交手续，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单位接收保存。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文物收藏单位建立适合文物收藏需要的库房配备相应的保护设施。
文物收藏单位必须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卫责任，配备防火、防盗、防潮、防蛀、防尘设施，确保文物安全。
不具备收藏一级文物条件的单位，其收藏的一级文物，应移交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代管。
第二十三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馆藏文物禁止出卖和赠送；未达馆藏标准的文物和标本需要处理的，应分类造具清单，报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六章 文物市场
第二十四条 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文物购销业务，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经营文物外销业务，必须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文化（文物）、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等部门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旧货市场施行文物监管。文物监管物品范围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认。
旧货市场及个人要求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应经当地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批准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旧货市场所在地的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组织专职和兼职的文物监管人员参与旧货市场的监督管理，并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与有关部门共同制订文物监管办法。
旧货市场所出售的文物监管物品如需携运出境，须按规定办理鉴定、出境许可手续。未办理上述手续的，海关不予放行。
第二十六条 本省境内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依法经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鉴定、许可。

第七章 拓印、复制、拍摄、展览
第二十七条 拓印文物石刻，由文物保管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八条 文物的复制和文物复制品的销售须经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实行定点复制，定点销售。
文物复制品必须标明复制时间、复制单位和编号，并附有必要的说明书。一级品的复制应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拍摄文物专题电影和电视，省内单位和境外单位合作出版文物书刊，应事先向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拍摄、出版计划，并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陈列品，未经同意，不得拍摄。
未经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提供未公开发表的文物照片和有关文物资料。
第三十条 举办文物出入境展览，应向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报送展览方案和展览文物清单，并由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本省到外省、外省到本省或省内跨县市举办文物展览的，应报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造成文物损坏的，由文物（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或变更其使用权的；
（二）属于集体或私人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所有者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保护或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文物用途的；
（三）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保养、维修或未履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使用责任书》的；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排放污染物，堆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或进行其他危害文物安全活动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拓印、复制文物或者利用文物拍摄电影、电视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或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侵占、迁移、拆除文物建筑造成文物损坏的，或擅自处理具有文物价值的物件和建筑材料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进行考古勘探、发掘，造成文物损坏的；
（三）在工程建设和其他生产活动中发现文物后，仍继续施工、生产，造成文物破坏的。
第三十三条 有其他违反本条例行为的，根据《文物保护法》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管理不善、失职造成文物损坏、流失的，由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追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应用解释权属省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12月3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6年11月29日
农民工犯罪的成因与预防

杨向晖


摘 要：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数量日益增多，农民工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阐述了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成因，并就农民工犯罪的预防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犯罪特点；成因；预防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家门，涌向城市，寻找新的就业门路，于是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业转移1.3亿劳动力，且每年约增100万—500万人，预计今后20年超过3亿。这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在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社会体制原因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困难，农民工社会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1]我国的农民工犯罪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口流动或移民带来的，而是与现代化、城市化、贫富分化等问题交结在一起，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认识农民工犯罪问题以及如何预防、控制其犯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原因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而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却从未在制度上被城市所接纳，与城市居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与权利。[2]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有时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被主流社会所忽视。这些原因导致农民工的犯罪案件逐渐增加。
　　农民工已成为公认的犯罪高发群体，犯罪数量日趋增多，犯罪形式日益多样化，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犯罪者的低龄化和低受教育程度

　　从犯罪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看，农民工犯罪呈低龄化和低受教育程度趋势。在犯罪的农民工中，19～25岁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年龄，占流动人口总数的46%，其次是年龄在26～35岁的流动人口，占到总数的36.3%，18岁以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到总数的9.1%，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3]近年来，农民工犯罪的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向，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打工者队伍。文化程度是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文化程度对社会个体是否犯罪的意义不具有绝对性，但是，文化程度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对社会事物的接受和判别能力，进而制约对正常社会心理的适应和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深度。根据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的情况调查，农民工犯罪人的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比例占到农民工犯罪者的75.6%；其次是在高中阶段，占12%，文盲半文盲或技校、中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犯罪者所占比例较少。[4]

（二）侵财型犯罪居多，犯罪标的额较小

　　从犯罪类型上看，高度集中在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上。这是农民工和非农民工犯罪的显著区别。农民工犯罪通常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往往表现在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罪种中。据调查，在农民工犯罪人员中有78.4%实施的是侵财型犯罪，其中盗窃占62.6%，抢劫占13.3%，诈骗占2.5%。[5]这一犯罪特点与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有很大关系。 据广州市某监狱对其所关押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有89.3%的犯罪是由于犯罪人已失去了最起码的是生活来源而被迫导致犯罪。如有的长期找不到工作，老板拒付或拖欠工资；有的工作繁重而工资又太低；有的患病或因工伤残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补助等。
　　案件的标的数额较少，多以满足自身或家人生活需要为主。大量案件都是偷盗一些生活用品，如衣服、食品、自行车之类，是职业犯罪分子通常所不为的。2000年2月1日《羊城晚报》报道：一个湖南籍打工者为了买点东西回家去给家人过年，竟为了1000元钱，杀死和他共住一处的两个同乡；2000年1月5日《北京晚报》报道：两个曾以捡破烂为业的河北农民，为了弄点钱吃饭，竟在短短的三天里连杀5人，共抢得500元钱，他们杀的第一个人也是捡破烂者。

（三）犯罪具有明显的“自救”性
　　从犯罪形式上看，农民工犯罪具有明显的“自救”性特征。农民工的“自我救济”式犯罪大多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纠集一帮同乡兄弟去老板那里讨工钱，遭拒绝时可能发生砸东西和打架斗殴的行为，严重者将构成侵害公私财产罪、或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二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将工作单位的产品、原料、部件或生产工具偷出变卖“自我兑现工资”，构成盗窃罪。这就是一些农民工常常只偷本单位的东西而不偷其他单位和他人的东西的原因。三是以暴力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及其家属进行直接的报复，严重者常常酿成故意杀人、故意重伤以及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

二、农民工犯罪的成因

　　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犯罪率分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是一个多层次、多成分的综合体系。其中，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它的发生是犯罪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

　　对经济利益的高期望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背井离乡，抱着发财梦想的高期望值来到城市寻找就业出路，然而当现实与梦想有很大出入时，他们有的就易走上歧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受到家乡亲人过高致富期望舆论的压力，都认为到城市能挣大钱，因此而形成了过高的经济目标，希望在城市发财致富而荣归故里。然而事实并非所愿，他们忽视其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城市政策制度，一味地追求高收入，欠缺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手段，选择借助非法手段谋取个人经济利益，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进城后，在城市丰裕的物质和城市生活方式刺激下，无形地提高了自己对物质的期望目标。“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不少文章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经典”描写。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农民工进城打工多是在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意干的重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收入少，社会地位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与办实业状态，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需求也无法保证。在生存遇到危机的情况下，很容易铤而走险。[6]任某是河北易县农民，曾在北京一家洗浴中心打工，后被解雇没地方住，没工作，没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想回老家，准备抢点钱回家用，结果抢钱时被抓住。这类案件还比较多，他们看上去老实巴交，多数是第一次犯案，“穷”，“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找不倒工作”，这是犯罪嫌疑人讲的理由。

（二）心理失衡是农民工犯罪的直接原因

1、相对剥夺感——农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在比较中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失衡状态，当他们实际得到的和期待得到的之间、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学家认为，相对剥夺感是导致社会犯罪现象大量发生的重要因素。城市对农民工似乎有着“天生”的排斥心理和歧视性做法。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体系又拒收农民工，农民工不能和城市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社会保障只是城市人的特权。农民工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职业稳定性差，生活窘迫，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些使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农民工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导致农民工普遍对城市存在仇视和反抗心理。[7]

2、心理歧视感——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因素

　　心理歧视感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对城市文明和城市人的歧视所产生的自卑感，这使之进而寻求一种补偿，不同的是这种补偿在涉及犯罪方面往往是通过报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户籍、教育、人事、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前者多为保护，对后者多为限制，甚至有的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还有歧视性用工制度。另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也受到歧视：一是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商店、执法人员对他们歧视对待，很多城市市民讨厌、看不起农民工。另一类是个体歧视，受雇主歧视，不能得到善待。这些都增加了他们对城市小市民的不满情绪。另外，农民工长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或农忙时用极少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有些甚至数年不归，他们远离父母、妻子，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遭受城里人的歧视，人格尊严受到创伤；孤身在外，配偶不在身边，长期得不到性的解放与愉悦；普遍缺乏正常的文话娱乐活动，精神紧张得不到解放等等使得他们精神上躁动难安、寂寞难耐，没有合适的解放途径，他们不得不找出一些消极的方式排遣心中的烦闷，赌博、看黄色录像、砸毁物品等，有些人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

（三）“边缘文化”冲突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

　　由于家庭条件贫穷，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获得就业及技能训练的机会不多，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加上身处在城市和农村文化的交叉地带，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农民工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8]这种弱化与某些犯罪诱因结合，加之农民工由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脱离了农村原有文化道德和风俗习惯的约束控制，大大弱化了他们的自我遏制系统，必然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